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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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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诗歌年度报告
时间:2019-1-9 点击: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2017年的诗歌既体现着与过往年份相同、共通的属性,也体现着不同、独特的质素。这一年被认为是新诗百年,与此相关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经典化、对话、反思成为年度新诗关键词;这一年,微软人工智能机器人出版了中文诗集,有的作品足可乱真,机器替代人写诗可否成立?这是一个文本奇迹还是一个本体的误会?这一年,老诗人罗门、余光中、屠岸相继以高龄离世,他们的离去使得中国新诗的某些区块发生了结构性的坍塌,也重新引起了关于“为诗”与“为人”关系的讨论;这一年,诗人中的“老面孔”保持了精劲的创造,而“新面孔”也显示了丰沛的活力;这一年,诗歌界热闹有之,沉静有之,盛大场面有之,踽踽独行有之……作为一份年度报告,我们试图尽量客观地将这一年中重要的、能够在时间长河中具有一定“痕迹”意义的诗歌现象标示出来,以方便感兴趣的读者对其了解和把握,亦可以之为线索对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我们当然清楚,任何关于历史和存在的叙述,都是难以完全客观的,虽然我们秉持尽量客观的态度,但正如海登·怀特所说,所有关于历史的叙述都是一个修辞活动,所有进入了叙述之中的事件,都会变成一个扩展了的隐喻。所以,选择谁,叙述什么,便不再是纯粹客观的堆积,而是会造成意义的生成或者变形。而且,即便是一个年份的诗歌状况,也是一种包含着本质化诉求的总体性描述,这种总体性从哲学上来说,又是根本上不存在的。因此谁也不敢轻易地言其客观,我们只能是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去完成这个必定不完备也不客观的叙述。

 

本报告的主体大体分为年度诗歌事件与诗歌活动、诗歌创作现象、诗歌研究与评论、诗歌翻译四个部分。之外还有一个年度诗歌记事,以备将来作为“编年史”的资料之用。

 

 一、诗歌事件与诗歌活动

 

就现象层面而言,2017年的中国诗歌绝对称得上活跃而繁盛,其体量之大、活动之频密,从一般经验而言,都是无需质疑的。它们构成了当今中国独特的诗歌文化,昭示着丰富、多元、繁荣,当然也包含着泡沫、假象以及内在的困境。本部分主要对2017年重要的诗歌事件和诗歌活动进行梳理、盘点,包括如下六个方面:“新诗百年”相关活动、诗会与诗歌节、诗歌奖、AI写作与“底层写作”、诗歌跨界及介入日常生活的尝试、“给孩子的诗”与诗歌教育热。

 

 (一)“新诗百年”相关活动

 1917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八首》,这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新诗的“起点”,到2017年,新诗恰好走过100年。所以这一年关于“新诗百年”或“百年新诗”的活动可谓密集。实际上与此相关的活动在数年前既已开始进行,相信此后也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这其中,由《扬子江》诗刊社倡议并具体承办,江苏省作协与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新诗百年论坛”是较为系统、规模较大的。该项目自2015年开始,每期一个主题,两年间在全国7个省18个市县举办了18场研讨活动,第19场以“中国女性新诗创作”为主题,于201763日在扬州举办,第20场则为该系列活动的总结论坛,于112526日在南京举行。

 

本年,有关百年新诗的学术会议举办多场,如6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文艺争鸣》杂志联合主办的“第九届当代诗学论坛·百年新诗:历史变迁与空间共生学术研讨会”、9月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协办的“传承与变革:纪念中国新诗诞生百年国际会议”、9月由《人民文学》杂志社、江汉大学、全国大学生文学社团联盟主办的“新诗百年与校园写作研讨会”、11月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新诗百年:中国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研讨会”等。

 

“新诗百年”的书籍出版方面,较大型的是诗评家周良沛主编、崇文书局出版、共三卷六本的《中国百年新诗选》。“新诗百年”相关的活动形式多样,既有刊物专题、诗集出版、理论研讨,也有诗会、诗歌评奖、诗歌展、诗歌朗诵等形式,在全国多个地方进行。

 

(二)诗会、诗歌节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各界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的提升,诗歌作为文化与艺术独特载体的价值,开始备受各方青睐。政府、社会、民间等的各种资本投入到诗歌活动之中,称得上热闹非凡。全国各地几乎每天都有诗歌活动在进行。活动的主办方有政府机关,有企事业单位,有民间诗歌同仁,也有纯粹私人性质,不一而足。这一年中较具规模的诗会、诗歌节至少有约20项,比如:中国诗歌节。由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文化部艺术司、《诗刊》社、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作家协会、宜昌市人民政府等共同承办的第五届中国诗歌节912日至17日在湖北宜昌市举办。本届诗歌节以“诗咏盛世,圆梦中华”为主题,包含诗歌论坛、诗歌音乐朗诵会、群众诵诗、采风交流等系列活动。

 

上海国际诗歌节。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中共上海市徐汇区委宣传部主办,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为指导单位的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于107日至11日举行。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荣获首次设立的“金玉兰”诗歌大奖。诗歌节活动包括中外诗人交流会暨《上海文学》“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特刊”首发式、诗歌论坛、诗歌朗诵会、诗歌翻译交流工作坊、中外诗人奉贤雅集、诗人和青年学生交流等。

 

上海市民诗歌节。2017第三届上海市民诗歌节由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办,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诗歌网承办。今年上海市民诗歌节以“心系大地,拥抱生活”为主题,近7个月时间里举办了“诗意上海诗歌月”活动、诗歌讲坛、我来读诗朗诵,以及每月开展一次活动的“市民诗歌之家”等多形态的120多场活动,200多家群众诗社、诗歌学习团队,100多万的市民参与到诗歌节的各项活动之中。诗歌节共收到10万多份原创诗歌投稿。

 

中国·天津诗歌节。由天津市文联、天津市作协、天津广播电视台、天津日报、今晚报、武清区委宣传部、天津桃李源文化基金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天津诗歌节92324日在天津武清举行。本届诗歌节涵盖诗歌征文、诗歌评选、诗歌论坛、颁奖暨朗诵大会等主要活动内容,共历时100天。其中,诗歌论坛以“寻源问道”为主题,对我国百年新诗进行回顾与展望。诗歌节大奖中国诗歌突出贡献奖授予诗人余光中。

 

中国(青岛)诗歌节。由凤凰网青岛频道、青岛市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青岛)诗歌节42022日,在青岛举办。20余位诗人参加,其间举办诗歌朗诵会、诗歌研讨会、诗歌沙龙、诗歌雅集、午夜读诗等系列活动。

 

南方诗歌节。121日,首届南方诗歌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举行,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宣布由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主办,德庆县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南方诗歌节将于广东德庆县拉开帷幕,此后南方诗歌节将每两年在德庆举办一次。

 

 1220日,以“新诗百年,情系德庆,走进新时代”为主题的首届南方诗歌节开幕,谢冕、孙绍振、吴思敬、舒婷、蒋朗朗、陈晓明、骆英、唐晓渡、耿占春、陈陟云等近百名国内著名诗坛名家出席活动。德庆县官圩镇被中国诗歌学会正式授予“中国诗歌小镇”称号。

 

成都国际诗歌周。912日至16日,由成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都市文广新局联合主办的“2017首届成都国际诗歌周”举行,来自32个国家的38位国际诗人及众多国内诗人参与,活动内容包括中外诗歌朗诵会、主题论坛、诗歌进校园、采风创作等。

 

杜甫诗歌文化周。42日至9日,第三届杜甫诗歌文化周在河南省巩义市举行。活动包括音乐诗会、城市文化产业创意论坛、文化庙会、“诗圣故里诗颂河洛”中小学杜诗诵读活动、大学生诗歌节等十余项。“杜甫诗歌文化周”由巩义市会同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共同举办。

 

华山论剑·中国青年诗歌论坛暨全国80后诗会。由陕西省作协、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省青联主办,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华山论剑西凤酒品牌运营公司承办的“华山论剑·中国青年诗歌论坛暨全国80后诗会”92日在陕西西安举行。诗坛名家及来自全国各省市的80后诗人代表共百余人参加了会议。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由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及香港诗歌节基金会主办的第五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71121日至26日在香港多所大学校园举行。本届主题为“古老的敌意”,活动嘉宾包括阿多尼斯、谷川俊太郎、北岛、平田俊子、哈维尔·贝略、田原、柯夏智等著名诗人,活动环节包括音乐会“天机”,讨论会“诗歌与敌意”“诗歌世界:欧洲视觉”等,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结束后,嘉宾于27日至29日分组移师广州、杭州、南京、武汉、厦门等五个内地城市进行分站活动。

 

中国(宝安)国际诗歌论坛。由深圳市宝安区委宣传部、宝安区文联主办,宝安区作家协会承办的第三届中国(宝安)国际诗歌论坛127日举行。本次论坛回顾了“中国新诗百年的辉煌与梦想”,讨论了“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节点之上的诗歌发展方向,发布了“一带一路、大湾区诗歌宣言”,展示了“深圳宝安现代主义诗群”的创作成果。来自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的百余位诗人参加活动。

 

中国李白诗歌节。由中国诗歌学会、马鞍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29届“马鞍山中国李白诗歌节”于113日至5日举行。诗歌节举办“故人在咫尺——百年新诗与古典诗歌的艺术传承”中国诗歌论坛、百名诗人及百名学者拜谒诗仙、马鞍山首届文化产业峰会等活动。

 

诗歌活动方面另外一个较明显的特征是国际交流的增多和“国际化”的增强。本年,除了前面所列的诸多国际诗歌节、诗歌周之外,还有由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联合举办的2017“中美诗学对话”、中美诗歌诗学协会等主办的“2017中美诗人互译互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跨越语言的诗意·诗歌翻译工作坊”第四季、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2017金砖国家文学论坛”等。

 

这些活动既有“请进来”,也有“走出去”,作为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诗歌国际交流的增多,“中国诗歌”早已不是一个封闭、独立的系统,而是“世界诗歌”的一部分。

 

(三)诗歌奖

 

2017年的诗歌奖项可谓名目繁多,专业水准和公信力各不相同。本年度所颁布的诗歌奖择其要者:

 

海子诗歌奖。326日,第四届“海子诗歌奖”终评结果公布,扎西才让获主奖,梁雪波、大枪、王琪、花语获提名奖。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422日,第15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在广东顺德北滘文化中心举行。于坚凭借《闪存》《朝苏记》《并非所有的沙都被风吹散——西行四章》等诗文作品获得2016“年度杰出作家”,陈先发凭借诗集《裂隙与巨眼》获得“年度诗人奖”。

 

中国赤子诗人奖。424日,由中国防灾网主办的第五届“中国赤子诗人奖”揭晓,诗人黄礼孩获奖。

 

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529日,由《后天》杂志社、解决文化传播机构主办的第六届(2015-2016)“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揭晓,苏非殊、赵思运获“后天诗歌奖”,徐淳刚获“后天翻译奖”,魏天无、魏天真获“后天批评奖”。

 

李白诗歌奖。531日,由中国诗歌学会、绵阳市李白诗歌协会主办的第二届“李白诗歌奖”颁奖在四川江油举行。王小妮《出门种葵花》、食指《相信未来》、郑愁予《郑愁予的诗》、韩文戈《晴空下》、梁雪波 《词语里的人》、桑子《栖真之地》获“李白诗歌奖提名奖”。

 

中坤国际诗歌奖。614日,第六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举行。诗人郑敏获中国诗人奖,德国诗人扬·瓦格纳(Jan Wagners )获外国诗人奖,翻译家、诗人屠岸获诗歌交流奖。

 

华文青年诗人奖。625日—26日,第15届诗探索·人天“华文青年诗人奖”颁奖典礼在河北白洋淀举行,灯灯、陆辉艳、方石英获奖。

 

 春泥诗歌奖。728日至29日,第二届“诗探索·春泥诗歌奖”颁出,赵亚东、黄小培、徐晓3位诗人获奖。

 

中国红高粱诗歌奖。829日,由《诗探索》编辑部、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七届“诗探索·中国红高粱诗歌奖”揭晓,高若虹、侯存丰、张佑峰获奖。

 

“万年浦江•千年月泉”全球华语诗歌奖。

 

1286年,浙江浦江“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征诗四方,并将得名作品编集付梓。20172月,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浦江县人民政府共同向中外发起“万年浦江•千年月泉”全球华语诗歌大赛。

 

这次相隔730年的征诗,是延续浦江千年文脉的又一次集结,不同的是,此次征诗联合了两个顶层学术机构中国诗歌学会和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由面向“四方”升格为国内国际,主题由眼前的“田园”升格为无限可能的“未来”——《为未来写首诗》。

 

本次征诗共收到2958首,其中美国、德国、韩国、马来西亚、日本等国家华语诗歌写作者向大赛投稿响应。

 

本次大赛于20179月落槌。评选出金奖3名、银奖19名、铜奖98名。德国诗人岩子和马来西亚诗人王涛获得铜奖。

 

 中国诗歌发现奖。923日,由《诗探索》编辑部、山东省诸城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诗探索·中国诗歌发现奖”颁奖典礼举行。该奖项由诗人沈鱼和评论者朱霄华、诗人江红霞和评论者温奉桥、诗人林珊和评论者胡笑梅三组共六人获得。

 

杨万里诗歌奖。1029日,由中共江西吉水县委、吉水县人民政府、《诗潮》杂志社主办的首届“杨万里诗歌奖”颁奖典礼在江西吉水举行。向以鲜获现代诗一等奖,晓音、沙克、李皓获二等奖。

 

建安文学双年奖。1031日,“建安文学双年奖”(2016 2017)揭晓。雷平阳、肖水分别凭借《击壤歌》和《渤海故事集》获得建安文学双年奖诗歌奖;罗振亚凭借《与诗相约》获得建安文学双年奖评论奖。

 

袁可嘉诗歌奖。114日,第三届“袁可嘉诗歌奖”在浙江慈溪颁发,诗人蓝蓝以诗集《唱吧,悲伤》,翻译家傅浩以译诗集《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耶胡达·阿米亥诗选》、翻译家刘文飞以译诗集《库什涅尔诗选》,诗歌批评家张清华以诗学文集《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分获本届“袁可嘉诗歌奖”的“诗人奖”“翻译奖”“诗学奖”。

 

东荡子诗歌奖。1117日,第四届“东荡子诗歌奖”系列活动在广州图书馆举行。罗羽获诗人奖,敬文东获评论家奖,谭雅尹、陈坤浩、戴建浩、谢洋、杨曾宇和吴子璇获高校诗歌奖。

 

李杜诗歌奖。1230日,第二届“中国天水·李杜诗歌奖”颁奖典礼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已故诗歌编辑家、原《飞天·大学生诗苑》编辑张书绅荣获贡献奖;“朦胧诗”代表人物多多获金奖;胡弦诗集《沙漏》、毛子诗集《我的乡愁和你们不同》获银奖;金铃子诗集《我住长江头》、叶丽隽诗集《花间错》、离离诗集《离离的诗》获新锐奖;星汉古诗词《路石集·星汉卷》获秦风雅韵奖;安谅的诗集《生命中有多少借口》获“一带一路”特别奖。

 

当前的诗歌奖水准不一,有的让人肃然起敬,有的似乎只能一笑了之。但还是应该相信,时间是公正的,尊重诗歌者,必将获得诗界的认可,亵渎诗歌者,也必将被诗歌所抛弃。

 

(四)AI写诗与“底层写作”:时代诗歌现实的“两端”

 

2017年,人工智能写诗并出版诗集可以称得上一个事件。在谷歌开发的人工智能“AlphaGo”在围棋比赛中击败人类世界第一棋手柯洁后,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进行着热烈讨论。519日,微软联合图书出版商湛泸文化在北京发布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收录中文现代诗139首,其著作者为微软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据称小冰已经拥有了“创造力”,此前已在多个网络平台以化名发表诗歌作品,获得大量跟帖评论但几乎未被察觉非人类创作。关于AI写诗,诗歌界也引起了一时热议,不过大多数的反应还都比较“淡定”,认为人工智能没有情感、缺乏灵性、没有生活经验和生命记忆,其诗歌很大程度上只是词语的随意组合,是语言的游戏和空转,即使可以称为诗也难称好诗。诗人们大多认为人工智能在诗歌领域不太可能对人类形成挑战,诗歌创作中某些核心的东西是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不过也有诗人指出,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非常强,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它现在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未来往哪个方向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是今天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微信订阅号中发起了一轮“测试”,将“小冰”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写作”的诗歌与中外知名诗人的诗句混合排列,由网友判断诗句是机器人所作还是诗人所作。测试结果颇具话题性,大多数普通网友与文学爱好者皆无法在测试中获得“及格”成绩,换言之,人工智能通过算法生产出的诗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以假乱真。人工智能在围棋与诗歌界遭遇的不同对待,一方面折射出当前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复杂情感,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新诗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一直以来人们都对新诗的成就、评价标准以及诗人的品行等不无质疑,而“机器”替代“人”来写诗,无疑包含着丰富、复杂的意味。实际上,仅就现实性而言,微软小冰的出现也是重要的,它至少可以是一个镜鉴,小冰写得固然还不够好,但是写得不如小冰的诗人也大有人在,也就是说,小冰的工作已经完全可以替代这一部分写作者了。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诗歌的出现提高了现代诗的门槛,对诗歌写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工智能写诗代表了现代高科技进行诗歌创作的可能,以及资本对人文领域的介入,比较“高端”,现实之中还有处于“低端”的为数众多的“底层写作者”。他们来自生活的“深处”,社会地位低、工作无保障、收入微薄、为生存而奔波,是社会中沉默的、被忽略的一群。这一群体可以说是最能体现中国的“转型期”特征、承受转型压力和阵痛最大的,“底层写作”体现着现实主义精神、人文精神,以及一种可贵的写作伦理。本年,《星星》诗刊设“新现实”栏目、《草堂》诗刊设“非常现实”栏目,均聚焦于对现实的关注。2017年春,师力斌、安琪主编的《北漂诗篇》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入100余位“北漂”诗人的诗歌作品。其中的“漂”对具体个体而言意义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这一诗歌行动重新提出了诗歌如何处理现实、面对现实的问题,重新提出了当今时代诗人何为的问题。年末,由《作品》杂志社组织的“我们的声音,诗歌进工厂”诗歌朗诵及研讨活动在广东东莞、深圳等地举行。对工人诗歌、打工诗歌的关注和讨论数年前已经开始,几年间的社会状况和写作状况均已发生一些变化,有若干新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的考辨与廓清。

 

AI写诗和底层写作一定意义上可以构成一个象征,代表了当今时代诗歌现实、社会现实的两个极端,机器的人化与人的机器化、科技与血汗、资本与权利、发展与生存、自由与伦理……我们时代的现实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三种、多种层积、折叠在一起的,它们构成了无比复杂、立体、混沌的中国的“现在”,而中国的“未来”也必然与此有关。

 

(五)诗歌跨界及介入日常生活的尝试

 

2017年诗歌与现实交流的不断加深,不少形式有别于传统的诗歌活动使诗歌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例如114日,在武汉洪山广场地铁站内举行的第五届公共空间诗歌迎新朗诵会就属于这一类型的活动。这次朗诵会以“记住乡愁”为主题,包括蓝蓝、胡弦、刘年、谢克强、刘益善、张执浩、余秀华等省内外诗人都参与到了活动之中。地铁是如今人们最常用的出行方式,活动利用了武汉地铁一、二、三、四、六号线的1005个展位,共展示189名诗人的234首诗歌,以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扩大了诗歌的影响力。129日开播的央视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使中国古典诗歌以及几名参赛选手成为舆论的焦点。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新诗与古典诗词在形式和内容上虽然有所区隔,但从文学传统的角度看二者实则共通,《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对于中国当代新诗的推广与传播也有着重要意义。四川卫视《诗歌之王》第二季等诗歌文化类节目对于促进诗歌的普及、提升公众的人文素养等均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2016年底,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相关的讨论延续到2017年。从广义上说,当下的歌词也可以视作诗歌的流变或分支,虽然在获得诺奖之前,鲍勃·迪伦在一部分人眼中已经是优秀的诗人,但这次诺奖的授予还是引起人们对于“歌”与“诗”、“通俗艺术形式”与“严肃文学体裁”之间关系的思考。六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文化品牌“新民说”联合“飞地书局”运作的《鲍勃·迪伦诗歌集 (1961-2012)》出版,译者包括西川、陈黎、张芬龄、奚密、李皖、冷霜、陈震、曹疏影、马世芳、胡续冬、包慧怡、罗池、厄土、胡桑、周公度等。迪伦的诗歌以薯片包装形式一经推出,就获得广泛关注。诗集以“薯片袋”的形式上市,同样体现了拉近诗歌与大众的关系,使诗歌走入日常生活的努力,如该书的设计者所说:“希望这一袋诗集能像薯片一样,从书店走向街头,从小众走向人群,出现在地铁、便利店、自动贩售机,延伸进每一个生活场景中。我们将试图打破快消品与经典读物的疆域,在消费主义的时代里横冲直撞,让人与诗歌重新相遇。”

 

6月,“莽汉派”诗人李亚伟与音乐人卢中强联合发起“唱诗班”计划,在成都举行了发布会。“唱诗班”计划邀请诗人、音乐人参加,进行诗与歌的互动创作。目前已经有于坚、翟永明、余秀华、郑小琼、尚仲敏、蓝蓝、万夏等诗人,周云蓬、莫西子诗、张玮玮、钟立风、苏阳等音乐人加入活动计划。诗人作词加音乐人谱曲,这一活动其实再次昭示了新诗与古诗、诗与歌之间源远流长、无法隔断的亲缘关系。流行、民谣、摇滚等歌曲类型中一直存在作词水准较低的情况,将诗歌与现今流行的民谣音乐相结合,对于诗歌重新产生社会影响力、参与到更多人的精神生活中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也有巨大益处。8月首播的名为《穿过大半个中国》“诗+歌”旅行创作节目,同样采用诗人加歌手的形式,邀请到了诗人欧阳江河与歌手王铮亮,并且结合当下最热门的“真人秀”与“旅行”元素,试图使诗、歌重新融合,互相注入新的生命力并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六)“给孩子的诗”与诗歌教育热

 

继北岛在2014年出版的《给孩子的诗》之后,2017年又有不少著名诗人写给青少年的诗集出版。例如7月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小说家、诗人蒋一谈创作的《给孩子的截句》。“截句”是蒋一谈提出的借鉴自“截拳道”的一种短诗概念,相比于一般的诗歌形式,《给孩子的截句》以其短小精悍、题材自由、语言深入浅出、意象与儿童世界贴近的特点,在青少年以及家长中受到好评。诗人、翻译家树才早在数年前就投身于青少年诗歌教育,20178月,树才多年的诗歌教育心得结集为《给孩子的12堂诗歌课》,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9月,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小学生诗歌节”评委会主任杨克编选的《给孩子的100首新诗》由接力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收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100位中国现代诗人的代表作品。201710月,由果麦编选,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孩子们的诗》在社会中产生巨大反响。相比于诗人、学者编写的面对青少年的诗集,这部诗集中的诗作都由青少年写作,更直接地体现了新诗在青少年的学习生活、成长经历中产生的影响。

 

2017年,有越来越多的诗人、研究者以及机构投入到青少年的新诗教育及相关活动之中。328日在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正式启动的2017广东小学生诗歌节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诗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杨克,广东省小语会理事长杨建国,以及来自广东省各地的数百位语文老师参加了启动仪式。广东小学生诗歌节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广东省作家协会、省教育研究院承办,诗歌节持续到11月。在启动仪式后,禅城区教育发展中心课题组的研究课题《区域中小学推进诗教的策略研究》正式开题。又如714日、15日在南京金陵小学举行的首届中国儿童诗教研讨会。亲近母语创始人徐冬梅,全国著名语文教师薛瑞萍,南明教育总校长、全人之美课程总设计干国祥,当代素读经典课程创始人陈琴,著名儿童诗人、学者雪野,亲近母语学堂总校长邱凤莲,亲近母语课题组核心成员、被金波先生誉为“诗人教师”的丁云,“全人教育奖”提名奖获得者朱爱朝等著名儿童诗教实践者,与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位代表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会议分童诗教学、现代诗教学、古诗教学和诵读教学几个板块进行教学研讨,探讨了适合当代的儿童诗教理念。同时亲近母语研发的《日有所诵》第五版,也在本次研讨会隆重推出。“给孩子的诗”系列的出版物以及有关儿童诗歌教育方面的热潮,对于新诗在儿童心中的“生根发芽”既有现实意义,也有长远意义。

 

二、诗歌创作现象

 

以一年为时间坐标,诗歌的现实生长与总体面貌呈现之间充满偶然性。本部分针对的2017年度诗歌创作现象主要立足于专业诗歌刊物及综合性文学刊物,通过对《诗刊》《星星》《扬子江》《诗潮》《诗林》《诗选刊》《江南诗》《诗歌月刊》《绿风》等专业诗歌刊物,《人民文学》《十月》《花城》《民族文学》《北京文学》《作家》《钟山》《上海文学》《青年文学》《西部》《作品》《鸭绿江》等综合性文学刊物中的诗歌以及《诗探索》《读诗》《汉诗》《飞地》《中国诗歌》《诗建设》《草堂》等连续性诗歌读本的阅读,以期对2017年度诗歌创作现象有所把握。

 

基于阅读,我们看到,这一年的诗歌文本在创作风格、书写内容和精神取向上,呈现出丰富与多元态势。经典文本的贡献主要倚赖于成熟诗人,但年轻诗人的大量涌现与文本之耐读已成为不能忽略的重要现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莫言、阿来、林白、东西等小说家的诗歌创作在2017年诗坛成为一组别样景致。纵观各家刊物及诗集出版,2017年诗歌创作现象可大致归纳如下几点:莫言及小说家的诗歌写作热、九零后诗人引人瞩目、还是“旧人”唱主角、学院派中的新生力量。

 

(一)莫言及小说家的诗歌写作热

 

2017年,当代著名小说家在中国诗坛的表现尤为值得关注。

 

20179月,莫言在《人民文学》发表组诗《七星曜我》(莫言于2004年在《北京文学》,2008年在《新民晚报》发表过旧体诗,此次为第一次发表新诗作品),讲述、回忆他与七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交往和友谊。七首诗分别是《格拉斯大叔的磁盘——怀念君特·格拉斯先生》《一生恋爱——献给马丁·瓦尔泽先生》《从森林里走出的孩子——献给大江健三郎先生》《帕慕克的书房——遥寄奥尔罕·帕慕克》《写诗是酒后爬树——献给特朗斯特罗姆》《奈保尔的腰——回忆V.S.奈保尔先生》《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想念勒·克莱齐奥先生》。这组诗歌甫发表便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莫言将他瑰丽奇妙的想象在诗歌这一文体中再次淋漓展现,记忆与想象被裁剪成一段段飞扬、诙谐且动人的场景,“帕慕克扬言要把那些/年龄在五六十岁之间/愚笨平庸小有成就江河日下/秃顶的本土男作家的书/从书房里扔出去/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英文版《红高粱》/我摸摸头顶有些恐慌/他笑着说:你不是本土作家呀//但他还是将这本书/从阳台上撇了出去/四只海鸥接住/像抬着一块面包/落到教堂的圆顶上/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归宿吗”(《帕慕克的书房——遥寄奥尔罕·帕慕克》)。关于交往的回忆,他这样写到,“你到过我的故乡/进过我的老屋/站在窗户前,想象洪水似扬鬃烈马/在河道里冲撞/那时候高密最大的宾馆里/没有暖气没有热水/春节之夜,孤独一人/你在县城大街上漫步/硝烟滚滚,遍地鞭炮碎屑”(《从森林里走出的孩子——献给大江健三郎先生》);“老勒站在我家猪圈东侧/手扶着墙/满面忧伤/也许仅仅是惆怅/万里之外的贵客/可不能让他饿着/我们准备杀猪款待他/他脱下棕色皮衣/带着貂皮领子/他非要将皮衣送我/我也没有客气/我找了一件棉袄送他/民国初期的东西/ 0pt" class=MsoNormal> 

此外,当代多位著名小说家在诗歌创作方面都有涉及。阿来发表诗歌《风暴远去》(《草堂》20171月号)等、林白出版诗集《过程》,发表诗歌《全身麻醉》《瘢痕》(《诗刊》20172月上半月刊)等,东西发表诗歌《出卖灵魂》《宠物》《死后什么模样》《大雨来过》(《诗刊》20172月上半月刊)等。当代著名小说家的诗歌创作,在语言、想象力与诗歌可能性的丰富与探索上,

 

在当代诗歌的多样化上,提供了可堪对照研究的文本。

 

(二)诗歌“新人类”:九零后诗人引人瞩目

 

“九零后诗人”作为一种创作现象的存在不是今年甚至近两年才出现,但这一群体日渐成熟的创作与诗歌界给予的鼓励与承认在2017年呈现出令人瞩目的态势。2017117日,由马晓康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首部90后诗选》问世,该诗选是中国第一部由国内正式书号出版的90后诗选,涵盖了当下多个90后诗歌写作流派,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90后诗人诗歌创作的生态。有诸多刊物对年轻写作者予以关注,《作品》杂志设置“推手·90后推90后”栏目助力90后写作者,《草堂》诗刊设置“最青春”栏目,主要发表80后、90后诗人的作品,《人民文学》则专辟“九〇后”栏目,2017年发表了庄凌、炎石、颜彦、李昀璐等90后作者的诗歌作品。《诗刊》下半月刊“发现”栏目择期推荐,下半月刊20172月号“银河”栏目专设“90后诗人特辑”,集中刊发了莱明、李琬、朱光明、午言、王江平、张雨丝、李海鹏、王浩、张雪拉、马晓康、康苏埃拉、李天意、吴雨伦、息为、朱天歌、宫池、洪光越、宋阿曼、张诺一的诗歌。

 

这一代“诗歌新人类”所观照的主题、语言方式与想象力的幅宽显示出了他们诗艺的潜力。值得注意的是,拥有高学历在九零后优秀诗人中呈现出集中分布态势,其中不乏国际知名大学硕士博士,在写作的同时他们还翻译诗歌。譬如莱明,1991年生,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读。其发表于《诗刊》2017年下半月刊的《煎茶镇》《慢花园》《小事诗:观雨》《隐居的熊:一张诗集插画的素描》等诗想象力灵动轻逸,令人耳目一新。“感冒抵达红松树林。山之附近,小镇身体。/你醒来,又睡去,想象的海在眼角飞驰。一切都来得及。房屋、树木、山影。雪——被安顿在/我们的间隙。那儿一对采茶人夫妇/正沿着地平线缓缓爬升。/十二月,你梦见的都已经发生。”(《煎茶镇》),“他看到仍属于它的一次散步。/风摇开河面,他为你的阅读开道,也为/隐居在这首难产的诗里:/一只眼打开时微动,一只眼打开是惊奇。//而我们的探险神仙于此,/一次语言的提速改变了熊的日常生活。/瞧,世界就顺势跌进这双涨潮的眼——//如铁/他静坐如/下了一夜的雪。”(《隐居的熊:一张诗集插画的素描》)在智性与修辞上,他的作品已具有一定的标识度。九零后诗人中玉珍的创作稳定而成熟,其2017年发表的作品《抒写令人敬畏》《时代背后的脸》《悖论》《1966——给我的母亲》《水中的练习》等显示出超越年龄的冷静、智慧与宽阔,“有些人走了一个世纪/又无声地返回/我曾为虚无感到伤悲/在这伟大的,看上去虚空的世界”,“我曾从贫穷的洞穴中穿过/如此黑暗,艰难成长成现在的样子/一些严重的故事留下悲伤的后遗症/有些事我只说给星辰/像眼泪根本毫无价值//穷人的一生比死更轻,像潦草的收割/将生活割开巨大的空荡/发出的声响还不如临终哀嚎/那刻薄的卑微比死沉重”。此外,应引起注意的年轻诗人还有康苏埃拉、黄小培、马骥文、叶晓阳、徐晓等,他们的创作已经为当代诗歌提供了一些新鲜别样的文本。

 

(三)还是“旧人”唱主角

 

纵观2017年专业诗歌刊物与综合性文学刊物,活跃度高且为我们带来较多经典作品的仍然是业已成熟的诗人。于坚、大解、臧棣、宋琳、树才、潘洗尘、胡弦、毛子、张执浩、蓝蓝、李南、韩文戈、侯马、朵渔、沈浩波、轩辕轼轲、江非、刘川、王夫刚、李寒等诗人在2017年创作颇丰,他们在对永恒主题的新鲜开拓上,在对日常生活的精细化与惊奇化的处理上,在自我更新与对诗艺的精进探索中,向诗坛展示了“旧人们”的不懈努力与创作实绩。

 

诗歌指向永恒,诗歌主题很难逾越某些特定的范畴,这往往导致诗歌意象的偏狭、对诗意理解的程式化。如何重构已为人所熟知的诗意?《扬子江》诗刊第2期刊载臧棣的组诗《新山水诗》以今人的视角与感触,辅之纯熟精炼的语言,为此类创作提供了别具意义的借鉴。同样,蓝喉的《长啸图》中“半段焦墨”“黄皮汉人”等意象,以及“为加速竹子的长成,他分散到翠竹体内”这样的诗句,无疑也是在古意中发掘出了更多的新鲜感。宽泛地说,诗歌关注的永恒主题不外乎情感、生死、疼痛、记忆等。在怀念亲人、思念友人与想象家族的文本中,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其中,悼亡类题材(特别是怀念亲人的题材)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之下较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也往往难免落入雷同化的窠臼,令读者产生审美疲劳。在众多怀念父母、手足、亲祖乃至家族中各路亲戚的诗作中,东篱《该怎样跟大字不识几个的母亲说荡漾》透露出一种别样而复杂的心境:在母亲百日时来到坟地,见到自然的美好,痛失亲人的悲与内心的“荡漾”微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如果不是因为母亲的新坟/土还湿热 /这些大地拱出的斗笠状土包/身披绿蓑衣/头顶青焰火/我几乎脱口而出:/真好”。再比如黄纪云《往事》,在失去了奶奶和爱犬以后,“妹妹学步前,我不敢抱她/总觉得她是奶奶转世的/(母亲说过,奶奶一断气/她肚子就开始疼了)/后来妹妹会走了,老黏我/我又觉得她是我的那只狗投的胎”。这种类似儿童视角的感受,表达了一种朴素而感人的、对于延续的期待。

 

怀念父亲而不止停留于对温暖、慈祥等惯性形象的抚摸,在吴开展的《我也很想和他谈谈我的忧伤》(《星星》20172月上旬刊)中,诗人对“父亲”这一形象进行了多维度表现:“用那双打过我无数次的手/给我敬烟”、“老了。像一座快要散架的草垛——/这个牛脾气的男人/走起路来地动山摇的男人,一掌推倒母亲的男人”、“我接受着他的前言不搭后语,他的病痛与无助/他的谨小慎微,甚至,越来越多的沉默”,当暴戾的细节将情绪不断累积,诗人却将语气忽然和缓:“更多的时候/我也很想和他说说我的忧伤”。在年微漾的《家族史》(《星星》20176月上旬刊)中,诗人以短短六行诗几乎完成对一个家族命运的书写,“暗河中钟乳石固执而贫穷/人类的黄昏/布满了小争执。一枚茶叶击沉了,另一枚茶叶//歪脖子树是落枕的树。曾祖父当时/尚未婚娶。我庆幸/他跃出战壕,沿着树根,在黑夜里找回余生”。“在黑夜里找回余生”以特殊的时间把握方式将生命的纵深感轮廓出来,也使短短诗行承载起了“家族史”这一题目。在蓝蓝的《三十年后》(《扬子江》诗刊20171期)中,诗人以回忆完成对童年生活现场的“重临”,在时空的错置中使陌生感与盛大的失落情绪一齐发酵,画面有如电影里被暂停的一帧:“房子里传出人说话的声音。还是第九栋/她七岁,和弟弟一起为豆角浇水。/她种了一颗向日葵,在窗台下/隔壁邻居的吵架声震得玻璃发抖。//门开了,出来的是陌生人。她唯一能明白的是/那个扎羊角辫的女孩也是陌生人/和她有同样的名字。//还有她年轻的母亲,高大健康/父亲在下雪的时候回家,肩上落着雪/一家人就在这屋里吃晚饭。//如今那碗是空的,一个大洞。而她早已失去了它们。”

 

在怀念友人的作品中,树才的《叹息——念牛汉老人》(《十月》20175期)里诗人以牛汉先生的叹息将过往记忆联结,斯人已逝,但那叹息成为先生精神力量的外化而长存:“人世间最深最长的叹息——/我是从牛汉老人的嘴里听到的”、“第一次,我听着怔住了/你竟然抱歉:‘把你吓着了……’”、“有一次,我调皮地用了个比喻——/说你的叹息像我听到过的钱塘潮”、“如今,你已经永远入梦了/那叹息,其实是火无法焚毁的//在骨灰、骨块和骨灰盒里/那叹息还活着,仍会惊动周围//比如今天,恍惚间,不知为何/我又听见你这声长长长长的叹息。”代薇的《千言万语一声不响》(《鸭绿江》20173期)以逻辑推理的方式表达了对非指向性重要他人的一种情感:“我拒绝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有了幸福便有了恐惧/你走了真好/不然总担心你要走”。“你走了真好”通过对事实的解构,使情感的反转成为可能。胡赳赳《想念》(《读诗》20172期)这首诗如同一个连锁反应装置,睡眠、数羊、羊群、牧羊的姑娘、绳索成为一套完整的多米诺装置,诗人“以传统的方式数羊”而启动第一枚骨牌,将对姑娘的想念严丝合缝地装置进来。在对记忆的抚摸中,徐江的《排队》(《诗潮》201711期)这一首诗比较特别。它以短短十三行勾勒出20世纪60年代在粮店外排队买红薯的经历,诗人以白描状写了少年们的敏感与自尊,“几乎每一行列/都会有班上的同学/但排队的时候/一些人不再说话/他们只默默地排队/好像从不认识”。

 

“日常”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诗歌写作最为寻常的对象,如何处理日常成为几代诗人或者说每一位诗人都绕不开的命题。对日常及生活本身的挖掘深度某种程度标示着诗歌可能触碰的高度。对于诗歌创作而言,我们并非生错了时代。我们拥有着古人体会不到的一切:大到环境污染、房价飞涨、人际关系淡漠,小到上下铺的学生宿舍、外卖送餐员的生活、“遮挡牌号的小汽车、用金盒子盛装的月饼”……(西川《传统在此时此刻》)即使不是诗人的亲身见闻,在信息流通速度如此迅速、数量如此庞大的今天,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网络,第一时间了解到身边发生的事。捕捉这样微细而特别的日常细节,冯晏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如《时间史里的杂质》(《作家》201710期)中的“有糖精,甜的假设,/有老式胶片电影放映机,/以及观看朝鲜影片反讽的哭。/阴影处有我对思想禁区漫长的荒野出走。”和《清晨的候机大厅》:“土特产店的林蛙油、蚂蚁精,/还有熏酱大雁,/我用目光恢复它们在林中爬行”、“光华书屋的视频里,/马云在教路人赚钱,/手势和呼吸犹如唐吉诃德大战风车,/他身穿一件鸡蛋黄颜色圆领针织衫,/不分昼夜,服能量子。”这类真正具有当下性的诗作,意味着我们身边还存在着许许多多尚未发掘出的诗意,往往令人惊喜。

 

诗歌的“好”是反抗定义与规训的,我们无法以一种目光和标准审视文本。诗歌的精妙往往埋伏于超越惯常想象的地方,在习以为常处制造出惊奇,在熟稔的意象上创造出新的诗意,是每一代诗人自觉的努力。黄梵的《秋天让人静》(《扬子江》诗刊20173期)用一种残酷美感赋予“安静”更为丰富的品格。“安静,使声名变得遥远/在一座山上,提起它已等于放弃/晚霞是山吐出的最后一口气,没人在意/山吐出的血是多么美丽//我羡慕,天上那一团团厮杀的星群,有对安静/的执迷不悟——/我不住地仰头,学会用安静在深夜里走路”。诗人对“安静”的表达与想象跳脱出它被惯性思维凝固的属性。清歌《抱甜瓜的孩子》(《星星》20171月上旬刊)通过对一个孩子抱着甜瓜走在路上这一生活片段的定格,描绘出一幅“明净与辉煌”的画面:“万物皆被引领//仿佛他是一块会走动的糖。/仿佛他是从最甜的瓜心里,长出来的一样。”这样的表述不仅仅洁净、甜蜜和动人,甚至靠近着圣洁的质地。灯灯《布拉格此时下雪》(《扬子江》诗刊20175期)的美感也许过于精致:“布拉格此时下雪,作为回应/雨落在江南。/年轻的树木学会落叶,在我的仰望里/寒冷是一个高度,温暖是/另一个高度”。在比照关系里,情感自然地经由天气流转,诗在最后一句重回“布拉格此时在下雪”,一个环形的情绪周游,诗人在其中安置了诸如“对事物,有了冬天的耐心”这样动人的比喻。津渡《热带雨林旅行》(《诗歌月刊》201710期)在第一句就给出了旅行的答案:“旅行的方式仅仅是为了抵达自我”。在周游斑斓的热带雨林之后,读者随诗人一齐到达出发的地方:“绕过大半个地球,一朵鲜花/给了你真正的香味/一点奶酪捐赠给松鼠/你以放逐的方式重新回到世界/来得这样彻底/你把你的心,放置在自己的手上”。

 

对日常生活的惊奇化处理在诸多诗人的创作中均有体现。比如胡续冬《清晨的荣耀》(《江南诗》20172期)是诗人经由女儿的引导,唤醒了对牵牛花的重新认知。这首诗将牵牛花所到之处铺陈得丰满华丽,在繁复的幻想与女儿的牵引下,诗人重新触摸到生命本身的质地。卢卫平《望远镜》(《诗选刊》20175期)通过对阳台上盆景放大一百倍,看到了三十年前家乡的风物、景致与人情,这样的视角与想象足够令人惊叹。此外,郭金牛《木匠小郭的悲观主义》(《作品》20175月号上半月刊)、春树《周末城铁》(《读诗》20173期)、子梵梅《厨房里的政治》(《汉诗》20172期)、龙红年《仇家》(《诗探索·作品卷》2017年第三辑)、师力斌《中科院力学所微雨中捡枣》(《十月》20172期)、华清《露天电影》(《作家》20177期)、朵渔《奇迹》(《西部》20173期)、李南《现在,曾经》(《诗刊》20171月号下半月刊)等作品也都从日常处进入,或以生活中某一场景为切片,或回溯记忆,从细节、想象等维度拓展了日常诗意的可能性。此外,如何以诗进入公共事件、跟进新闻事件是诗歌写作中不甚常规的一个动作。但这类诗歌如果达到较高完成度,会极具力量。在2017年的创作中,对新闻与公关事件的书写有这样几首诗值得关注,分别是哨兵《过积庆里》(《人民文学》20171期)、毛子《对一则报道的转述》(《读诗》20173期)和徐国亮《狼是对的》(《诗选刊》20178期)等。

 

 (四)学院派的新生力量

 

诗歌界“学院”与“民间”的派系之别由来已久,纵观2017年诗歌创作,在高校从事研究教学工作或具有高学历的新生代诗人呈现出旺盛的创作生命力,杨庆祥、戴潍娜、胡桑、茱萸、刘汀、秦三澍、杨碧薇、王子瓜等青年学者、作家的诗歌创作构成了别样的景观。

 

2017年,杨庆祥于《诗林》第5期发表《杨庆祥爱情诗选》,于《安徽文学》第11期发表组诗《给母亲的一封信》。杨庆祥的诗想象力独异,“当我不能爱的时候/我就坐在水边看山//当我不能爱的时候/我就饮鸩露为甘泉/我就秉昙花一夜游//当我不能爱/我就坐在菩萨的法眼里/我问自己//是不妩媚了吗/还是风尘磨损了深情?”学者与诗人两种身份在他的身上得到平衡。戴潍娜的诗兼具智性与美感,“我从未尝过泥土,从未舔过雪冻/我这一副身体不够来爱这世界/可我依然活着,倚赖种种传言/流连他们口中一天比一天更可爱的蓝/罔顾启示录里一年年延迟的末日时间/盲目幸福着,如草原上一只獴苍凉的小背影/只一次机会,造访这宇宙的深情/它汗腺和血液中的冰川,抵御——/那来自知识的色情/而最终用一首诗打发掉这些/如表演中的无实物练习/我再一次辜负你”。戴潍娜的诗歌意象丰富跳荡,修辞与表达自成逻辑,她的诗拥有自由轻盈的质地。青年作家刘汀在2017年发表诗歌多首,组诗《一瓢海水》发表于第6期《钟山》、组诗《日常生活短章》发表于第11期《海燕》 、组诗《归山野去》发表于第10期《诗刊》、组诗《我喜欢不停劳作》发表于第7期《青年文学》、组诗《当说好的雪变成雨》发表于第3期《天津文学》。刘汀的诗多取材于日常生活,篇幅精悍,常常在戛然而止处引出深意、惹人思想:“山首先在想象中隆起/即高出日常生活的部分/然后才是石头和泥土/及一切可称为沉默之物”。王家铭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他的诗歌拥有一种含蓄内向的现代感,想象力肆恣,其《圣诞夜》写道:“今年是在公共汽车上,没有雪/打到紧闭的窗户。冬天在衰退,/就像我摈弃久远的回忆,透过彩色灯枝/看城市纤维伸进了骨径。是否有/柔软的石子被车轮带起,又面临彗星般的坠落和肿胀。/谈话云端席卷的声浪啊两小时后命盘的诱惑与劝导,/都提醒我出发宜迟,筋络全在水银的孤岛。”张何之1988年生,为法国高等社科院在读博士,写诗并翻译诗歌。她对词语等概念有敏感的思考,在诗歌《冬炉夜雪》中,她这样表述,“屋内充满耳廓/人坐在孤独的半径里/一只獐子在树林中徘徊/夜,从四方收缩//一落雪,每个人就是一片荒野/一次内部的倾听/从火焰到雪/是门过度的语言//物质挤满四宇/谁都不会比一片雪更大/劈词语的柴生火/肩头硬质的时间剥落/鞋底淌下泥水/无人知晓来时的路途”。从代际的角度来看,诗歌的“变化”更多的体现在年轻诗人身上,他们写作的起点更高,接触的信息更多,想象力丰富,对于时代变化的体察更为敏锐,他们的作品是更可能包含和形成诗歌新美学的。

 

纵观各刊物的栏目设置,有集中刊发国内实力诗人的组诗力作,以经典为基,兼容并蓄,呈现当代诗歌的成熟面貌;有寻找国内处于最佳诗歌写作状态的实力诗人,并配发专题诗评;有旨在发现公开发表较少但文本优秀的诗人,将他们推上前台;还有致力于挖掘和推出有潜力的80后、90后诗人,并邀请著名评论家给予点评。无论是从年龄段、诗风、创作水平,甚至诗体等各个方面,不难看出诗歌刊物为集结优秀诗作所做出的努力。

 

三、诗歌研究与评论

 

“新诗百年”是本年度诗歌研究与评论界的一个热点,关于新诗理论批评、新媒体与诗歌生态、新诗地理等是本年度较为集中、具有专题性质的研讨,亦有若干重要的理论文章在刊物发表。

 

(一)关于新诗理论批评的研讨

 

114日至5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新诗百年:中国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围绕“当代新诗理论批评态势”“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的概念、范畴、方法”“新诗理论批评家研究”“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的焦点”等议题展开讨论。

 

关于中国新诗以及新诗批评理论的总体趋势。谢冕在《前进的和建设的——中国新诗一百年(1916-2016)》中,以自身的理论视角,对新诗百年的发展历史做了宏观的梳理,并对新诗的理想形式、新诗和当下的关系、新诗和传统的关系、新诗与旧诗等诸多具体问题中做出了“前进的”与“建设的”总体性判断。孙绍振在《未完成的中西诗艺转基因工程——兼论中国古典诗学话语的激活和建构》中认为,虽然新诗仅百年历史,但其诗艺却跨越了无数的思潮、流派,跨越了西方诗歌两三百年的历史。尽管如此,新诗在漫长实践活动中的每个时期都充满了质疑的身影,犹如幽灵一般。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食洋不化”“携洋自重”。他通过分析进一步提出,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对百年来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诗潮/诗论,对照中国传统诗歌、诗论,进行分析批判,从而建构起独立于世界之林,无愧于唐诗、宋词的光荣后裔的中国诗歌。王光明在《新诗研究的历史化》中认为,新诗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算进入正轨。他通过分析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诗研究的成果,指出应该把新诗的历史研究放在现代文学形式诞生与成长遭遇的问题内部来探寻新的策略。吴思敬在《在政治纠缠中进行的诗学——中国新诗总论1950-1975年卷导言》中,基于中国大陆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诗学研究的分析,指出中国大陆诗学的“单一化、政治化”美学特征。相反,郑政恒的《五十到七十年代初香港新诗潮简述》一文揭示了港、澳、台地区在同一时期的新诗研究发展状况是具有丰富性的。段从学在《新诗合法性话语的理论空间与历史形态》中,对先锋性所面对的任务和合法性关系进行分析,并揭示出话语空间的生长性和历史形态的鲜活性。

 

关于当代新诗理论批评概念、方法和范畴。洪子诚在《诗人的“手艺”概念——当代新诗史资料》中,基于对当代新诗史上众多重要的诗人诗话的分析,提出了“手艺”的概念。陈仲义在《现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对“张力”的再认识》一文中,展现了其对张力的再认识,揭示了主要类型、具体通道,与诗意的关联领域。姜涛的《“为有源头活水来”——早期新诗理论中的“修养”与“源泉论”》通过重新梳理早期新诗理论中“修养”“源泉”的概念,并在分析的过程中指出重新解读和梳理这些概念在新诗研究中的必要性。朱西的《在中国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的概念、范畴、方法上翻译的贡献》把中意之间的翻译实践和交流当作案列,指出翻译家在中国当代新诗理论批评中的贡献。张洁在《“解放脚”、“高跟鞋”,或“相体裁衣”——论早期中国新诗的本土化探讨及其启示》中认为,重新认识早期诗歌本土化的探索实践对当下诗歌的写作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另外,王珂的《新诗理论化研究科学化——诗歌疗法研究推广总结》、冯雷《从地理到空间:新世纪诗歌的地理视角考察》、张光昕《文学下降——向<野草>跳伞》等论文分别从“诗歌疗法”“地理学与空间”“梦想、想象”等角度进入诗歌研究的内部。

 

关于对新诗理论研究家的研究。张松建在《文化中国与台湾经验:张错的离散诗学》一文中,以张错的散文、诗歌序跋、随笔、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编辑翻译、学术论著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文学批评理论作为研究方法,揭示了张错作品离散的情感结构。黄晓娟在《“功夫即本体”——彭燕郊的诗学》一文中通过梳理指出,彭燕郊将自己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思潮的不同理解,还原到了创作上的自由和开放这一现实中,把文学创作的困境转化成理论和思想的结晶,同时又保持对美的忠诚。孟泽在《论钟敬文的新诗研究》中,聚焦作为民间文学研究学者的钟敬文,如何以跨学科的视角把口头文学的知识谱系和新诗研究相结合,使得新诗研究的成果具有丰富性,另外作者也指出了钟敬文的诗学研究还与古典诗学资源有关联,形成了其独具一格的论诗文体。王东东在《袁可嘉:朝向民主文化》中,首先认为袁可嘉的诗歌与四十年代的左翼民主诗歌不同,文章进一步指出,袁可嘉把“民主政治”替换或缩减成“民主意识”,从而显露出其诗歌在民主时代的美学品味。赖彧煌在《“理论”与文学性的混溶——以臧棣的“微诗论”为中心》一文中,首先回顾了臧棣的诗学论文已抵达的高度或限度,从而指出臧棣的“微诗论”远离评论性论文的细密和完整而被大量的主观修辞占据,显示出其进入文学思考和论文不一样的路径和对文学启迪上的差异。沈奇在《汉语之批评或批评之文章——评胡亮论文集<阐释之雪>兼谈批评文体》中指出,胡亮之文,无论是诗歌批评之专攻,还是其他杂论散议,骨子里有汉语的来头,有文章的讲究。具体于文本,每每构思精致,刻炼深奇,束结完好,见得学养、学理、情怀和文体意识之外,更得“说法”与“说”并重其举。

 

(二)关于“新诗地理”的专题讨论

 

201711416日,由《文艺争鸣》杂志社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当代诗歌的文化地理与地方美学”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举行,《文艺争鸣》2017年第9期专设“新诗地理”专辑并刊载八篇学术论文、发言以及综述文章。张清华在《为何要谈论当代诗歌的民间文化地理——关于<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所引发的话题》中首先介绍了《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的诞生小史,来说明整个话题产生的背景和对这个话题思考的持续性过程。他从福柯和彼得•奥斯本的话语中谈起,指出现代“进步论”的时间观念和历史总体化的方式对现代性作了一种价值虚构,这种价值虚构同样也深刻影响着文学以及文学史观和文学创作价值的内在规定性。他进一步指出,从空间与地理的视角和从时间与历史的视角看文学是具有差异性的。因此,他举出了以地域意识形态分布的《十五国风》是一种空间形式的诗歌分类,也举出了历代的文学和文学经典在时间意义上是没有连续性的。

 

他继续追问和梳理了中国人因为空间意义、地理观念的变化才产生了“进步论”,但却忘记了以空间和地理的视角判断世界的观念,而执着于“新”比“旧”好,“现代”比“传统”好。这种价值在文学领域上的表现是,把“先锋”写作演变成一种极端写作,从而走向了先锋艺术的反面。这种“进步”的评价方式成了一种美学模型,套在新诗歌变化和演进的历程中。他指出,虽然进步论的评价方式不可以轻易欢迎和动摇它,但是单维的、简单化的时间意义上的评价方式会遮蔽诗歌历史的丰富性,有可能压抑每一时期诗歌生长的可能性。因此,他提出从非时间性的“文化地理”的角度,引领出写作者本身的空间背景,少一些对时间的焦虑;他也指出应该从研究者和诗歌批评者的角度反思对诗歌的价值评价和诗歌史的书写方式的单一化。他认为《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是一种以非单一进步论的视角,来共时性呈现当代诗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一种尝试性努力。他也指出,虽然“诗歌文化地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做一些地方性的本体研究,可以补足时间维度带来的弊端和欠缺,从而给当代诗歌的历史和经典的构成带来新的景观。

 

诗人欧阳江河在《诗歌地理的逻辑、结构与线索》一文中指出,“在这么一个纷乱的诗歌分布里,张清华提出的诗歌地理概念,其实就是空间、时间、心理、语言、文本、政治、还有新闻组成的一个综合,还有学术研究之要素,这么一个大综合。”他认为,诗歌地理不仅仅是地理空间分布意义上的不同,而是时间与空间的转换,并且还与人的意识扭结在一起,其构成成分还有某种精神分析和精神分裂的成分扭结在一起。他说,如果照这样的框架结构来理解中国当代诗歌历史,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他还提出,在全球化的意义上,如何理解一个文本的地方性和全球意识是什么?互联网时代,地方性搁到互联网上去了以后,变成全球化了吗?他也通过民刊《今天》的新、老变化指出,美国带出全球化问题之后,全球化本身是不是一种被宠坏的地方性?著名诗人西川《全球化视野中的“诗歌地理”问题》中首先说明关注文化地理的学者还有荷兰莱顿大学的柯雷(Maghie van Crevel)和日本九州大学的丘吉纪夫。他从具体的全球范围内的诗歌地理谈到国内的各个区、地理单元的诗歌地理,继而指出应该更抽象的谈论诗歌地理这个问题才可能引出关于这个问题的丰富性。他追问全球化时代的诗歌是否具有地方性就具有通行证,是否有一种东西是一种假的地方性?在今天,地方性是否获得全球化的许可?由于技术的革新,写作者是否面对诗歌中假的地理概念?张定浩在《<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读后》一文中认为,用地理叙事的松散、独立、复杂与客观的存在,去对抗历史叙事的粗暴、单调、简化与人为的混乱,可能是《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的志向。文章认为,应该相信诗歌是一种交流,而不是一种用来抵抗或打倒什么的工具。诗歌的交流是对时间和空间的克服,令不同空间和时间里的人们相遇,成为永远的朋友,而非敌人。

 

何平在《重建诗江湖》一文中首先从提出与“当代诗歌地理美学”相关的学术谱系,即陈思和教授提出的“民间”“抽屉文学”、洪子诚教授的“在主流之外”、杨健的“1966-1976的地下文学”以及徐敬亚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等这些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实践相关。他认为从“民间诗歌地理”到“文化地理美学”之间本身是一个学术生长的过程,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介入当下的诗歌生产的现场和诗歌生产空间的再造。他认为这些都是谈论当代诗歌地理美学的逻辑前提。他谈到虽然民间诗歌地理背后存在着地域文化与诗歌文本之间的关联,但张清华所强调的地域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地域文化的差异。因为地域意识形态背后的差异实际上是国家的“一”和民间的“多”的诗学分裂。因此,他认为“民间诗歌地理美学”不能局限于传统文本研究的方法,而应把民间诗歌地理的“诗江湖”生活,包括诗人们的结社、出版、郊游、纷争等都纳入到民间地理诗学的视野。他谈到中国当代民间诗歌群落是“地理的”,但也是“历史的”。在当代诗歌历史的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民间地理美学风格,所谓的地理就是“历史的地理”。他也指出应该注意当代民间诗歌地理之间反抗陈陈相因的诗学惯例存在,他确信民间诗歌地理美学的意义本质上在于阿多尼斯意义上的撄犯文化。

 

傅元峰在《新诗地理学:一种诗学启示》中指出,新诗诗学需要地理学的空间因素来矫正时空观念上的偏差。他借用美国学者萨克的《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一种地理学的视角》中的结论分析新诗在百年历程中的时间属性,其具体体现在文体本身具有的,推陈出新的革命性;新诗密集的历史陈述增强了它在文学认知中的历史属性;新中国成立后城市诗歌空间的退隐,新诗群在代际上的地理识别更加明显。因而,百年新诗的认知缺乏地理学“非精致模式”的空间思维,这种缺乏导致对新文学历史和现实存在显出不完整性。但他认为《中国民间诗歌地理》在新诗史料上的贡献显而易见,它在空间诗学上的启示意义容易被遮蔽。傅元峰认为如果把萨克所说的地理学视角介入当代新诗史,那就必须把民刊纳入其中,并把其当做这种空间认知元素的重要表征。因为民刊的聚集和形成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非对话关系是一种地理学意味的地方性产品。他认为《中国民间诗歌地理》是真正意义上自觉的以文化地理学为理论支撑的具有首创意义的作品,因为整个作品使得新诗在“文革”后民间的集体上浮,把文化人类学意味的诗歌存在推出地表。当代民间诗刊的收藏者们则具有超前意识,他们是新诗地理学价值的最早发现者和实践者。但他也指出民间诗刊的商业和利益性也可能使得藏品所携带地理分布的知识被肤浅化。文章在最后一部分围绕着“地理学的救赎”这一观念探讨,如果把民刊的地域分布差异和聚落的意识差异导致的地理差异,内化到话语层面,就形成了思想史,甚至心灵史的复杂话语地貌。他认为,提倡诗歌地理实际上也接受一种提醒,发出自己处于时间陷阱当中的、朝向空间的一种呼救。新诗地理学可能最终来到一个“未完成的自我”的问题区域,新诗才会有抒情主体,才会有语言。

 

何言宏在《当代中国民间诗刊的文学文化意义》中关注作为文学文化意义上的民间诗刊。他认为,当代中国民间诗刊是当代文学自主性追求的突出体现。他说,从文学制度文化的角度看,当代民间诗刊所创作的是一种独特的亚文化体制。何言宏认为当代中国民间诗刊所创生的文学文化,还体现在印刷文化,以及栏目设置和刊期等方面的自主性与随意性。文章认为考察当代民间诗刊的文学文化意义,最核心的地方也是同诗歌本身最为相关的方面,是与它们的诗学文化价值息息相关。总体而言,民间诗刊最为重要的诗学贡献就是它们的先锋诗学。

 

(三)新媒体与诗歌生态专题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诗歌领域的众多层面发生了新的变化,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传播手段的新媒体空前发达,作为私人化、平面化、普泛化的自媒体平台迅猛增加,如博客、微信、微博、论坛、BBSAPP等。这些变化使得诗歌生产机制、传播渠道、诗人的写作姿态、诗人身份、诗歌风格、诗歌价值的认定、评价体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针对这些现象,201761718日,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新媒体视野下诗歌生态研讨会”,诗人、学者针对相关问题展开研讨。

 

关于新媒体下的诗歌生态。孙晓娅在《新媒介与中国新诗的发展空间》中认为,互联网空间的拓展使得诗歌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微信公众号作为无限度的空间,揭露了审美标准和商业化的变化。微信成为了价值取向的有效推手,改变了诗歌传播生态,诗歌传播的便捷和迅速超越了以往的所有媒介。李壮在《繁荣与危机:新媒体时代的诗歌生态》中指出,在新媒体视野下,诗歌统一的美学标准很难确立,很多的人在自己的世界里自我加冕、相互分封,诗歌内在的美学标准需要批评家来回答。张桃洲认为,研究者该反思媒体本身强大的塑造性。罗振亚表示,网络诗歌和新媒体诗歌藏龙卧虎,但也藏污纳垢。

 

关于新媒体下的新诗理论与批评。本次研讨会有多位批评家对新媒体下的新诗理论和批评进行了反思和讨论。谢冕作为老一辈的批评家,从个人经验出发,分享了处于新媒体当中当下诗歌创作、批评机制和以往的巨大差异带给大家复杂情绪,从惶恐、骄傲、迷茫到无所适从。因此,诗歌写作者和批评者应保持理性和思考,要坚信众多的诗歌中一定有好诗,但对于汪国真和余秀华等诗歌现象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反思,揭示其背后的复杂性。总体而言,新媒体的发展,对诗歌生态是健康有益的。王士强在《新世纪诗歌:活力大于危机》中指出,面对新媒体,批评者如何保持对新诗各个层面上的学理性观察,如何与诗歌现场保持一种适当的距离是一种考验甚至两难。张洁宇在《新媒体时代的常与变》一文中探讨了如何在新媒体时代的变化中保持一种真正的学术立场。新媒体下的诗歌批评家何为?吴思敬强调了批评家的立场和独立意识,应该拒绝成为诗人的附庸,深入田野调查,有效地介入诗歌现场。张桃洲在《新媒体下诗歌批评的可能》中,从诗歌史的角度对诗歌回暖现象和批评的立足点进行反思,主张建立新媒体影响下独有的一种良性、有效的诗歌批评方式。霍俊明在《发达资本与媒体时代的诗歌“伪”“恶”——兼论一种不作为的诗歌批评》中认为,批评家无论如何都要建立诗歌的标准。新媒体时代有一种重要的功能变化,即诗歌的交际功能被凸显,而这种功能对诗歌意味着什么值得评论家去分析和辨识。关于新媒体视野下诗歌史料的问题,刘福春指出,诗歌民刊带来的自由和网络带来的自由,都扩大了这种自由带来的利弊。新诗资料的收藏者和文献的记录方式都随新媒体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势不可挡的,也是时代的焦虑所在。

 

关于新媒体下的诗歌创作。臧棣认为新媒体是一种现象,更是一种处境,一种对诗歌创作的复杂现实。数字化媒介作为社会化的传播方式,对文学的参与诗歌的参与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历史,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的传播发展密切。严彬认为:作为诗人和媒体工作者,媒体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对诗人和人类语言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刘波在《论新媒体视野下诗歌思想性写作的突围》中认为,无论自媒体等对诗歌的影响有多么巨大,但诗歌的审美和情怀是不会变的。自媒体带来的多元是否意味着一种标准的丧失?而这个标准可能由不得外在来改变,而在于诗人内在自我修养和素质。李海英在《机遇与牢笼:新媒介话语下的诗歌写作》中追问到底何为新媒介诗歌?新媒介的艺术最终和新媒体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人类认知记忆模式与社会结合方式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意味着揭示认识人类认知和记忆模式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深层关系。张光昕在《新媒三叠》中认为,新媒体环境下的点赞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诗可以群”伟大传统。微博断片写作也是诗歌古老的形式,是文学写作的一种革命。罗振亚在《新媒体诗歌:“硬币”的两面》中认为,写作自动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小冰写诗”把诗歌本身原本具备的与传统相关的代表作形式化了。他认为网络普及和自媒体发达以后诗歌似乎发展了,诗人的普遍水准也有所提高,但缺乏大作品这种现象是值得思考的。杨碧薇《在独立中的焦虑——新媒体民谣分下的新诗》中认为,新媒体是学习的方式。另外,基于新诗受众的有限性,可以通过民谣音乐的形式,把诗歌播到更广泛和辽阔的地方。诗歌则永远只属于诗歌不属于新媒体。亚思明在《综合媒体视野下也斯“发现的诗学”》中,探讨真正的新媒体诗歌所应该具备的多元属性,如综合图像和音乐元素、绘画、视觉艺术的元素,强调诗歌与包括影像、音乐、舞蹈等的流动和互动,在其中尝试和探索诗歌的先锋性。

 

(四)若干重要理论文章述要

 

本部分对2017年若干重要的新诗理论文章进行述评,其主要内容涉及新诗理论史、新诗理论的当代建构、新诗本体研究、新诗的经典化问题、新诗的政治学批评维度等。

 

批评家陈仲义的《百年新诗: 起点 冠名 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10期)在第一部分列举、讨论八种新诗开端论的观点,指出自己的倾向是19172月的《白话诗八首》作为新诗发端。但同时他也指出新诗“准点”与“游移”的讨论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采撷隐伏在时间幌子之下的各种驳杂的资源打开更加辽阔的话语空间。文章第二部分通过梳理和分析“白话诗”“新诗”“自由诗”“先锋诗”等众多新诗“冠名”方式的背景和经过,指出从新诗的开端到新诗的命名,到后来各种冠名的更迭都显出某种“慌乱”。而这种“慌乱”背后又带有某种与时俱进和“焦虑”的生命体征。但作者还是倾向于汉语新诗这种提法,因为这样可以克服异域隔膜,把两岸四地的新诗都统一到这一概念之下。论文第三部分通过引用汉斯·杜阿关于学术命名背后的命名者被关注的渴望以及命名本身可能导致的新学科的诞生或崭新的学术问题,从而指出新诗的一系列冲动的命名背后所彰显和保持的巨大的自由、现代、形式等的不断自我更新能力和活力。

 

罗振亚在《百年新诗经典及其焦虑》(《文艺争鸣》20178期)一文中认为,判断新诗的繁荣或新诗价值的优劣需要从新诗对经典的焦虑背景维度,来反省和观察新诗百年的得失成败。但是他认为新诗的经典,不一定和经典的定义过度交缠在一起,并指出凡是文学史上能够介入时代良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干预当时的写作风气,从而产生过轰动效应的作品都称得上是经典。而新诗经典的冲动体现在不断以选本编辑、教材收录、评奖、排行榜等方式出现。作者梳理、分析了新诗史上各个阶段的诗歌选本,认为虽然这些“经典”尚不能也无法和《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组成的辉煌灿烂的审美形态相抗衡,但是从其形式和质量都折射出了这种文类的个性,在一种意义上被称为某种精神档案。接着作者继续追问,在百年历史中被塑造起来的经典是属于“动态经典”,还是“恒态经典”的范畴?作者通过比较《新诗十九首》《二十世纪中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等大量的选本之间的比较,指出其入选的经典诗歌的差异表明了充斥在百年新诗历史当中的是“动态经典”即“文学史”经典,具有更高一级、典范性的“恒态经典”即“文学经典”严重不足。由此,他指出新诗经典的评判标准欠缺稳定,表明了诗人们和研究者对经典认同背后诗歌危机的忧患意识。

 

敬文东在《词语:百年新诗的基本问题——以欧阳江河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10期)一文中从欧阳江河诗歌《打字机》的细读入手指出,词语是百年新诗的基本问题甚至是根本性问题。接着他分析当下词语如何被批评者和诗篇以及诗句所忽略,并一直追问到闻一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下的诗《奇迹》,继而再回到欧阳江河在2013年指出的“写作的问题意识一直带有一种天问意识。”接下来作者对欧阳江河诗学之问做了一次回顾,指出汉语受到农耕文明的滋养,而具有直观性、临场性、透彻性以及对当下的接入性等特征,农耕经验的瓦解使得汉语诗歌不能仅仅依靠物、事、情、人,而对现代性经验的复杂性、含混性、晦涩性难以表达。他进一步指出,欧阳江河的“新诗之问”,早在新诗诞生之时就已出现端倪,但这个问题不管是在闻一多写作的时代或是欧阳江河写作的时代始终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或更好的解决。这篇论文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围绕着“词的一次性原则”这一命题上来展开的。敬文东指出现代汉语经过日本和欧洲的翻译洗礼之后变得更为顽强、充满韧劲和自我生长性,其原因在于现代汉语获取了分析性的可能从而变得丰富。因此他举出,欧阳江河在其著名的诗作《玻璃工厂》中,如何展现了其使得词语对现代性场景进行具有分析性的敏锐和才华,更新了对新诗的认识。在文章最后,敬文东指出,“欧阳江河的诗学之问在闻一多的基础上,暗含着另一个更加精辟的维度:对新诗而言,词语及其分析只可能是一次性的,亦即一个诗人不能两次在同一个含义上使用同一个词汇。而词语在分析层面上的一次性(可称之为词语的一次性原则),才是新诗现代性应当具备的主要内涵。”

 

张桃洲在《重构新诗研究的政治学视野》(《文艺争鸣》20178期)一文中将新诗转向内部后关于新诗本体、形式的研究所出现的问题呈现出来,即“一方面,新诗研究的议题、方法、视域等受到限制,难以进入研究推向纵深的更加开阔的关联域;另一方面,新诗研究的队伍虽有‘壮大’之势,但活力渐失,观念日趋呆滞,选题和思路重复的现象十分严重。”进入诗歌本体研究之后容易使研究者陷入思维成见和僵化的境地。因此他认为良好的当代诗歌生态系统的建构是当务之急。作者认为在其有限的视域内姜涛、冷霜、王东东、张大为、张伟栋等人的研究具有突破这种格局的可能性。文章主体以王东东的著作《1940年代的诗歌与民主》作为讨论对象,指出重构新诗研究的政治学视野其主要的目的在于厘清诗歌处境即它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位置,同时确定诗人写作的出发点和指向。

 

唐晓渡的《百年回首:再次擦亮新诗传统》(《文艺争鸣》20178期)一文是和《界面文化》记者的一席谈话。首先他指出了新诗百年历史上若干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如郭沫若《女神》的出版、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出版、《今天》的创刊以及“第三代诗人”出现、“盘峰论剑”事件,以及往后个人写作的重要文本的出现等。在回答第二问题的时候,唐晓渡指出关于新诗的产生,胡适所指的新诗是中国诗体第四次大解放有些牵强。他认为新诗的发生不是古典诗歌的延续,也就谈不上是后者的解放,因为新诗是传统中国社会文化面临重重危机的产物。在回答关于新诗如何借鉴古典诗歌时,他追溯了闻一多在新诗史上的深远影响,同时也指出新诗对古典的借鉴是方方面面的,但无论怎样借鉴,都必须坚持新诗的本性。因为古典诗歌与新诗就形式来说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于古典诗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在的,而对新诗来说却永远是有待发明的。”前者的要义在于在不自由中体现自由,后者的要义是保持自由和自律之间的危险平衡。在被问及什么是诗歌精神的时候,唐晓渡指出,“今天重新擦亮和领会诗歌精神有更大的迫切性”,才能避免成为单向度的人,因此诗歌精神就是基于并保持其沟通天地人神的初衷,不断反抗人类被种种内外不分、有名无名的强力所压抑、所绑架的宿命,不断打破对人的种种桎梏和束缚,超越种种隔绝和混乱,恢复和重建我们与自然、社会、他人和自身的有机联系,至少使我们不至于远离生命和语言的正义。在谈话中他还谈到诗歌的自我教育,理解“诗教”传统的问题,并强调了中外诗歌交流的有效性。

 

江弱水在《新诗前三十年的关键词》(《文艺争鸣》20178期)一文中将新诗发轫到1949年看作新诗发展的前三十年,并总结了四个关键词,即语言、形式、时代、情感。作者进一步深入到这四个关键词分别所包含的矛盾,即文言与白话、格律与自由、个人与大众、抒情与主智。文章通过梳理新诗前三十年演进过程中的表现,指出今天的写作者似乎已经解决了新诗前三十年历史的矛盾,但事实上从新诗在一般受教育者中的接受程度来看,诗人们应该重新检视上述四组矛盾。他指出:“文言的有机成分在诗歌语中退场,格律所培养的形式感在诗心里丧失,深隐的内倾化置诗的交流功能不顾,精微的智性化视诗的抒情功用如无物。”文章最后指出新诗在前三十年所面临的问题是今天的诗写者同样必须面对的,只有面对,上述矛盾才可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76月出版的黄怒波的诗学研究论文集《“盖娅”审美——当代中国诗学的审美现代性批判》中,有多篇论文值得重视:首先是从写作实践和诗学理论溯源的角度,《虚无与开花——当代中国诗歌的现代性透视(纲要)》一文,围绕着当代中国诗歌与现代性的关系指出,在与现代性的纠缠中,当代中国诗歌在处理虚无主义的课题时,表现出了与民族现代化同步的精神气质。在《从“革命文学”到“审美意识形态”——张志民诗学的范式转换与价值生成的时代美学意义》一文中,黄怒波提出了新诗诞生以来,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当代中国诗歌传承着以“革命文学”为精神气质的“审美意识形态”写作范式,也出现了以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为代表的“审美现代性批判”写作范式的转换。在《迷途:成因及其后果——“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问题意识与审美现代性批判》一文中,作者探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诗歌的理论资产问题。他提出,在西方的“理论之后”,当代中国诗歌应该回到民族的怀抱,开始建立具有承上启下的当代中国诗歌理论体系。到了《“盖娅”审美——当代中国诗学的审美现代性批判》一文,黄怒波指出了在当代写作中,人类中心主义的泛滥问题。通过考证生态批评理论的建构过程,结合对本人写作实践的反思、自省,黄怒波认为,当代中国诗歌的风格偏向了以人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写作潮流,作品普遍失去了“文本性”,表现出不具备“诗性”的“工艺化”特征。这种现代主义写作实践标志着人类现代性运动的困境。因此,回到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的语境中,未尝不是当代中国诗学突破的一次历史机遇。

 

四、诗歌翻译

 

近年来诗歌翻译总体而言呈现呈现活跃、繁荣的态势,具体而言,可以分为外诗中译和中诗外译两种情况。

 

(一)外国诗歌中译情况

 

汉语新诗诞生、演变的百年历程中,世界各区域多个语种、多个民族、多个国家的诗歌文本和诗学理论的中译成果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些国家、语种和地区的诗歌流派成为促使中国新诗发生的重要源头,比如英国浪漫派诗人、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等重要德语诗人。他们的中译成果对于今天的汉语新诗写作和中国境内多民族、多语种的诗歌写作仍然起着深刻的影响。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网络的便捷,中外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外诗歌之间的交流是众多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诗人、诗歌研究者、诗歌研究机构之间的频繁交流促进了中国诗歌创作和研究整体水平的推进,以及其内部景观的丰富性。

 

对于2017年度外国诗歌的中译,较往年仍然保持着其内容的丰富性和整体的开放性。本年度以美、英、加等国家的英语诗歌以及欧洲各国的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史上经典诗人的中译为主。除了这些地区以外,对拉美、中东地区的经典诗人和日本重要诗人的译介也是本年度外诗中译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年度英语诗歌的中译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其中美国诗人占大多数,包括音乐家和小说家诗人的诗歌,如福克纳诗歌的中译本《睡泽女神之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民谣音乐家鲍勃迪伦的诗歌集中译,他的译本让中国读者了解到诗歌和文学的边界具有某种拓展的可能性。达夫和沃德曼两位著名女诗人的作品《把怜悯带回家》《明亮的伏击》则分别由翻译家R.S托马斯的诗歌译者程佳和翻译家远洋所译。本年度的英语诗歌中译集中在经典作家莎士比亚和威廉布莱克的诗歌上。加拿大英语诗人的中译只占一位,即考比的《牛奶与蜂蜜》,她的诗歌中译对汉语诗歌写作者重新思考诗歌如何面对个体创伤和痛苦,继而思考诗歌的治愈功能具有新的启示意义。

 

本年度对欧洲诗歌的译介内容中主要包括了经典的古典史诗和重要的现代诗人的诗歌全集以及抒情诗歌的翻译。比如由精通希腊文的老一辈翻译家王焕生先生从希腊文翻译成中文的《荷马史诗:伊利亚德.奥德赛》、希腊著名女诗人萨福的诗集《你是黄昏的牧人》。本年度欧洲诗歌的中译还包括法语经典诗人魏尔伦《这无穷尽的平原的沉寂》、保罗•艾吕雅《大地蓝的像一只橙子》、阿波利奈尔《玫瑰世界》、匹桑的《乌塔耶书》诗集;德语诗人的中译包括策兰全集第八卷《暗蚀》的出版,以及赫尔曼•黑塞的《黑塞抒情诗选》。另外欧洲的葡萄牙语诗人中译诗集有佩索阿的《佩索阿诗选》《坐在你身边的云》以及阿德拉德的《在水中热爱火焰》,斯诺文尼亚诗人斯雷奇科·科索维尔的中译本《整数26》出版。本年度俄语诗歌翻译中最值得瞩目的是诗人、翻译家晴朗李寒历时二十载翻译的多卷本《阿赫马托娃全集》。另外一本厚重的俄语中译诗集是《俄罗斯抒情诗人》,整部诗集翻译介绍了数百位俄罗斯抒情诗人。

 

日语诗歌中译有著名翻译家田原翻译的日本当代重要诗人谷川俊太郎的《二十亿光年的孤独》。值得关注的是本年度翻译出版了著名日本童谣诗人金子美玲的两个译本《全都喜欢》《金子美玲童谣集》,这对于当下的中国儿童诗人和儿童文学写作者具有一定的意义。本年度拉美地区的西班牙语诗歌翻译主要集中在智利。其中最受读者期待的是波拉尼奥的诗集《未知大学》、米斯特拉尔的诗集《你是一百只眼睛的水面》,以及智利超现实主义诗人罗哈斯的诗选《太阳是唯一的种子》,他们是拉美地区西班牙语诗人的重要代表,其作品的中译对于汉语诗歌写作个体和社会、诗歌技艺和经验的处理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另外本年度中东地区的诗歌中译也值得一提。其中包括波斯神秘主义诗人哈菲兹的《哈菲兹抒情诗选》,以色列著名诗人阿米尔·欧尔的诗集《时间博物馆》,伊朗当代著名导演、诗人阿巴斯的作品《一只狼在放哨》的中译。中东地区的诗人特有的神秘和带有冥想的哲思,对当下汉语诗歌的写作具有刺激和启示作用。

 

 (二)中国诗歌外译情况

 

国外读者对于中国诗歌的了解主要是古典诗歌,对新诗、当代诗的关注和了解相对较少。通常情况下,虽然有中国诗人的诗歌被单篇翻译成外文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或被收录在一些诗歌合集和选本中,但出版单行本的中国诗人很少。据翻译家李金佳说,在法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诗人当中,只有23位诗人出版过单行本。在这些出版的单行本中,翻作大多出自单一的译者之手。因此,可能导致被翻译的诗歌在语言风格上,不能区分出应有的差异。翻译家赵振江也曾坦言,在西班牙的书店,更多的关于中国诗歌的作品也都是古典诗歌。虽然也有当代诗歌被译成西班牙文的,但在书店不见踪影,说明印数比较少。翻译家薛庆国也曾经说,在阿拉伯语地区,不仅很难看到中国当代诗歌的译作、译本,甚至在网络上也很难搜到关于中国当代诗歌的信息。在比利时,出版人戴维·詹诺尼出版过近二十本外国诗人的诗歌集,但其中没有一本中国诗集。虽然比利时也有许多诗歌节,诗歌节上会销售诗集,但也很难有中国诗歌影子(以上翻译家言论参见韩业庭、刘宇佳:《中国当代诗歌国外传播:诗歌走出去步子如何迈》,《光明日报》2016419日)。从上述翻译家的经验不难看出中国当代诗歌翻译和海外传播所面临的尴尬和困境。

 

尽管面临如此尴尬和困境,中国诗人和诗歌活动家一直希望把中国诗歌向海外的读者介绍。从前几年开始,在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网上,相继推出了多个单元的中国诗人专辑。2016年《中国新诗百年孤独》西班牙语版介绍了65位诗人的一百余首中国当代诗歌。诗人多多也出版了其单行本诗集《诺言:多多诗选》。2017年度中诗外译有一些新的成果。比如,由邓月娘和娜塔莉亚·阿扎洛娃编选的《当代中国诗歌》俄文版。诗选采取诗人翻译诗人的方式,由十四位俄罗斯当代诗人完成翻译。诗集附有汉学家邓月娘十九篇关于中国诗人的访谈。俄文版《当代中国诗歌》收录了多多、周伦佑、于坚、严力、翟永明、杨炼、欧阳江河、柏桦,韩东、孙文波、肖开愚、陈东东、西川、杨晓滨、臧棣、张执浩、伊沙、明迪、廖伟棠、沈浩波、郑小琼、余幼幼等当代重要诗人和活跃的青年诗人的诗歌作品。《当代中国诗歌》俄文版是第一本向俄语读者介绍中国当代诗歌的选集。选集力图呈现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多元性、复杂性。入选的诗人中有一些出席了第十届莫斯科国际诗人双年展和该选集的首发仪式。另外,整体性介绍中国诗歌的法文版《中国诗选》也值得关注。这本诗选堪称巨著,超过1500个页码,选取了《诗经》至今的400多位汉语诗人的一千八百多首诗词。鲁迅、郭沫若、毛泽东、闻一多、李金发、戴望舒、冯至、艾青、卞之琳、穆旦、郑敏、林亨泰、商禽、哑弦、夏宇、北岛、芒克、多多、于坚、翟永明、杨炼、顾城、海子等诗人作品入选新诗卷。除了上述大部头的介绍中国诗歌的总体状况的诗歌以外,2017年度也有汉语诗人在海外出版单行本诗集,如日本诗人竹内新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杨克的诗》翻译的日文版《杨克诗选》由日本权威诗歌出版社思潮社出版发行。该诗集出版后,日本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都举办了关于杨克诗集的学术研讨会。

 

作为诗歌国度的中国,在诗歌文化的对外影响和“输出”方面显然与大国地位仍不相符,还存在诸多薄弱、不足之处。当然,这也说明在相关领域仍有广阔的空间,等待着诗人、翻译家、出版人等有识之士的进一步付出和努力。

 

 2017年度诗歌纪事

 

 一月

 

17日,《诗歌风赏》年会暨白兰、娜仁琪琪格诗歌朗诵会在十月文学院举行,汪剑钊、赵兰振、周庆荣、王秀云、苏笑嫣、娜仁琪琪格等50多人出席。

 

111日,邱华栋、周瑟瑟主编的《2016年中国诗歌排行榜》首发式暨诗歌朗诵会在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举行。臧棣、邱华栋、谷禾、汪剑钊、周瑟瑟、中岛、安琪、娜仁琪琪格、黑丰等50多位诗人,作家张立珩,翻译家夏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姚雪雪,副总编毛军英,责编朱强等参加活动。

 

11416日,由《文艺争鸣》杂志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当代诗歌的文化地理与地方美学”研讨会在长春召开。张清华、欧阳江河、西川、何言宏、何平、傅元峰、张定浩、安琪、梦亦非等二十余名诗人、学者与会。

 

 114日,第五届公共空间诗歌迎新朗诵会在武汉洪山广场地铁站内举行。蓝蓝、胡弦、刘年、谢克强、刘益善、张执浩、余秀华等省内外诗人应邀参加本次朗诵活动。第五届公共空间诗歌以“记住乡愁”为主题,共展示189名诗人的234首诗歌。这些诗歌分布在武汉地铁一、二、三、四、六号线的1005个展位。公共空间诗歌活动包括在地铁站展示诗歌和举办诗歌迎新朗诵会两个方面的内容。

 

 115日,“剑桥诗人徐志摩12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拉开帷幕。该活动由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副院长史蒂芬•切利博士主持,数十位来自中英两国的诗人、艺术家以及剑桥本地的学者受邀前来参与,并在国王学院诵诗交流。活动还放映了奥地利裔英国导演弗莱德里克•贝克以徐志摩的诗歌和康河为题材的艺术影片《康河魅影》。

 

 118日,台湾著名诗人罗门于台湾北投逝世,享年90岁。罗门本名韩仁存,1928年出生,祖籍海南文昌,曾任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长、蓝星诗社社长等。

 

 121日,“新死亡诗派丛书”出版座谈会在福建漳州举行。“新死亡诗派丛书”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收录了道辉的《亡杖》、阳子的《阳子诗选》、何如的《生活》、伊甸的《颤栗和祈祷》、徐慢的《徐慢诗选》五本诗集。

 

 123日,《诗刊》创刊60周年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评论家代表,作协以及其他相关单位、相关人士等近200人参加会议。

 

 11724日,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桑克、周瓒、冷霜、郑小琼等四位中国诗人,赴日本东京、岩手等地,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交流访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致力于邀请没有(或曾有短时间)访日经历的中国青年学者、青年研究员及学术中坚在一定期限内访问日本,提供实际接触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的机会,以促进对日本的理解。同时,通过提供与日本研究人员及专家交流、座谈的机会,促进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为未来中日双方知识界之间的进一步互相沟通作出贡献。此次活动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首次向中国诗人发出邀请。

 

 129日,央视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开播,成为春节期间的收视黑马,引起全民关注。这个节目全部10期累计收看观众达到11.63亿人次,微博上节目相关话题的阅读量超过1亿。

 

 二月

 

 201728日,“一握之间——韩东作品朗诵会”在云南大理举行。韩东、宋琳、赵野、陈太胜、北海、朵美、白萱儿等十数位移居大理和大理本土的诗人先后朗诵了韩东的诗作。音乐人欢庆、周云蓬、廖凯还为现场观众奉献了精彩的音乐。朗诵会由《读诗》主编潘洗尘主持。

 

 213日,“我们与你在一起”大型诗歌公益活动新闻发布会在浙江浦江召开。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唐晓渡,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会长阚丽君,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七月、马瑾,浦江县领导何东卿、郑文红,浦江县文联主席何金海出席发布会。发布会介绍了“我们与你在一起”大型诗歌公益活动开展情况,中国诗歌学会授予浦江县月泉书院为首个“中外诗人创作基地”。当晚,在浦江文化礼堂举办了“我们与你在一起”大型诗歌公益活动年度表彰会暨诗歌朗诵会。

 

 215日,“我们与你在一起——诗歌与公益”论坛在浙江浦江召开。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副会长唐晓渡、常务理事黄亚洲、李琦、理事龚学敏,浦江县县长丁政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诗歌爱好者参加了此次活动。论坛结束,还召开了“万年浦江 千年月泉”全球华语诗歌大赛启动仪式。

 

 三月

 

 311日,五卷本《伊沙诗集》在北京举办首发式,诗集收录伊沙自1987年到2016年近30年间创作的近6000首长短诗。作者伊沙与任洪渊、商震、沈浩波、李怡、张清华、西娃、春树等多位诗人参加活动。

 

 316日,“城市戏剧节”开幕剧目“巡演两岸•文艺范诗歌剧《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五城巡演于北京拉开序幕,之后陆续在东莞、深圳、广州、重庆四城连演。

 

 32225日,《诗歌风赏》第二届女子诗会于浙江文成举行,

 

参加诗会的女诗人有李轻松、金铃子、林莉、白兰、邓朝晖、郑皖豫、夭夭、翩然落梅、田暖、蓝紫、秋水、语伞、杨碧薇、吕达等十四位女诗人,与会嘉宾有周所同、亚楠、雷霆、翁美玲、成路、扎西才让、三宝。《诗歌风赏》主编娜仁琪琪格、文成县文联主席慕白、作家金瑛、诗人林新荣、武强华、赵目珍、崔完生、张琳、寒寒、云冉冉、苏继华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参加了此次诗会。

 

 324日,扬子晚报、江苏省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共太仓市委宣传部主办,太仓市文联承办的新诗百年暨江苏新诗发展研讨会暨《2016江苏新诗年选》首发式在太仓举办。

 

 325日,由碧城Hestie、《诗歌与人》杂志、东荡子诗歌促进会联合主办的“疾病与写作——刘汉通诗歌研讨会”于广州举行。诗会由广东诗人、批评家世宾主持,20多名广东优秀诗人受邀参加,3 2 5 日, 2 0 1 7 中美诗人互译互访 活动结束。为期两周的 2 0 1 7 中美诗人互译互访 3 1 2 日开始, 3 2 5 日结束。访问中国的美国诗人有普利策奖得主格雷戈里 帕尔德罗( G r e g o r y P a r d l o ),全国图书奖得主丹尼尔 博尔祖斯基(DanielBorzutzky),诗人翻译家蕾切尔•加文(RachelGalvin)、托尼•巴恩斯通(TonyBarnstone),青年诗人、作家米歇尔•奇哈拉(MichelleChihara)、司各特•克瑞里(ScottCreley)。访问美国的中国诗人有臧棣、清平、李森、姜涛。活动举行过程中,312日至13日美国诗人代表团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第四季翻译工作坊;314日美国诗人团参加了鲁迅文学院举办的“绿水青山:词语绽放的光芒——自然写作与生态伦理语境下的诗歌对话与朗诵”;315日美国诗人及学生团队飞往云南进行四天交流活动;319日中国诗人飞往洛杉矶,参加了惠蒂尔学院的生态诗歌节和翻译工作坊,并在另外两所大学进行朗诵和交流。

 

 326日,第四届“海子诗歌奖”终评结果公布,扎西才让获主奖,梁雪波、大枪、王琪、花语获提名奖。本次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发起,由“海子诗歌奖”评奖委员会主办,由国际汉语诗歌协会、《澳门月刊》杂志社等单位协办,深圳市虚拟现实产业联合会独家承办。

 

 328日,由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主办的《2016中国诗歌年度报告》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举办。黄怒波、谢冕、吴思敬、陈晓明、张清华、王光明、刘福春等诗人、诗评家参加发布会,会议由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程步涛主持。

 

 330日至41日,由湖州市南浔区旅游局和“三月三诗会组委会”共同主办、南浔区荻港渔庄协办的“2017第十三届三月三诗会”在南浔荻港渔庄举行。

 

 四月

 

 42日至9日,第三届杜甫诗歌文化周在河南省巩义市举行。活动包括音乐诗会、城市文化产业创意论坛、文化庙会、“诗圣故里诗颂河洛”中小学杜诗诵读活动、大学生诗歌节等十余项。“杜甫诗歌文化周”由巩义市会同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共同举办。

 

 410日,首师大驻校诗人王单单对话会在北京紫玉饭店举行。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吴思敬、王巨川、安琪、孙晓娅、冯雷、卢秋红、王单单等诗人、学者出席。

 

 416日,日本现代诗人会、日本诗人俱乐部、土曜美术社于在早稻田大学举行“第3回现代诗研究会”,特邀杨克做诗歌演讲。418日晚,十余位日本学者、诗人等在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3号馆举行了《杨克诗选》讨论会。日本版《杨克诗选》由日本权威诗歌出版社思潮社出版发行,是杨克第一本日本版诗集。该诗集收入杨克的诗73首,文章多篇,系日本诗人竹内新用一年半时间潜心翻译的成果,诗作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杨克的诗》。

 

 

 

42022日,由凤凰网青岛频道、青岛市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青岛)诗歌节在青岛举办。于坚、臧棣、树才、伊沙、桑克、余秀华、邱华栋、沈浩波、杨庆祥、周瑟瑟、李壮、严彬等20余位诗人参加,其间举办诗歌朗诵会、诗歌研讨会、诗歌沙龙、诗歌雅集、午夜读诗等系列活动。

 

 

 

422日,上苑艺术馆2017诗歌朗诵会举行。朗诵会由李念奴主持,朗诵了包括《春天》、《道情》等16首诗歌。

 

 

 

422日,《珞珈诗派2017》首发式暨诗歌朗诵会在武汉大学樱顶举行,李少君、陈应松、吴晓、荣光启等60余位珞珈诗人参加。。“珞珈诗派”的概念由李少君、洪烛、陈勇、单子杰、黄斌、孔令军、张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

 

 

 

422日,第15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在顺德北滘文化中心举行。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由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发起主办,顺德区委宣传部(区文化体育局)、顺德区北滘镇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于坚凭借《闪存》《朝苏记》《并非所有的沙都被风吹散——西行四章》等诗文作品获得2016“年度杰出作家”,陈先发凭借诗集《裂隙与巨眼》获得“年度诗人”。